“上海工”的崛起，并非一蹴而就。其滥觞可追溯至清末民初，彼时，上海作为远东最大的通商口岸，汇聚了天南海北的能工巧匠，也吸引了大量海外的奇珍异宝。其中，来自缅甸的翡翠、新疆的和田玉等高档玉料源源不断地涌入，为玉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。而真正奠定“上海工”风格的，是其对传统苏作、扬州工等精髓的吸收与创新。这些江南玉雕的细腻、典雅，在上海这片兼容并包的土壤上，与西方文化思潮、现代审美趣味碰撞融合，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。
提及“上海工”，不得不提其精湛的“炉瓶器皿”技艺。炉瓶器皿，顾名思义，是指玉雕中用于陈设、供奉的香炉、花瓶等器物。这些作品往往造型端庄典雅，线条流畅，纹饰繁复而精美，对玉料的质地、色泽要求极高，更考验雕刻师的构图、镂空、浮雕等多重技艺。清末民初至民国时期，上海的玉雕名家如陆子冈（此陆子冈非明代陆子冈，而是指民国时期继承其精髓的玉雕师群体）、周寿海等，以其巧夺天工的技艺，将炉瓶器皿推向了艺术高峰。他们雕刻的玉瓶，常常薄如蝉翼，光可鉴人，瓶身纹饰或仿古饕餮，或雕刻花鸟鱼虫，无不栩栩如生，精妙绝伦。其中，周寿海大师的“薄胎玉器”更是炉火纯青，其作品在灯光下晶莹剔透，仿佛能看到玉石内部的纹理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不仅是技艺的展现，更是对玉石材质理解的极致体现。
“上海工”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对“俏色巧雕”的运用。俏色巧雕，即根据玉料天然的颜色分布、纹理走向，巧妙构思，因材施艺，将玉料的瑕疵转化为艺术的亮点。例如，一块带有红沁的和田玉，在“上海工”匠师手中，可能被雕刻成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，或是一只栖息枝头的朱雀，红沁恰到好处地成为花瓣或羽翼的色彩，赋予作品灵动与生命力。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技艺，不仅节约了珍贵的玉料，更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和观赏性。这背后，是匠人对玉料的深刻理解和对艺术的无限创意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“上海工”玉雕艺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。上海玉石雕刻厂的成立，将分散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，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和创作体系。在这一时期，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玉雕大师，如王金高、刘纪松等。他们不仅继承了传统“上海工”的精髓，更在题材上有所拓展，将现代元素和时代精神融入玉雕创作。例如，一些作品开始表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、人民生活的美好景象，使得玉雕艺术更加贴近生活，更具时代感。
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“上海工”也面临着挑战。市场经济的冲击、年轻一代对传统技艺的兴趣减弱，都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面临传承的困境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近年来，国家和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重视，一批批年轻的玉雕师正在重新审视和学习“上海工”的精髓。他们通过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技艺的结合，创作出既有传统韵味又不失时代气息的玉雕作品，让“上海工”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如今，当我们再次审视“上海工”玉雕，它不仅仅是精湛技艺的代名词，更是上海这座城市精神的缩影——开放包容、追求卓越、精益求精。每一件“上海工”的玉雕作品，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匠心、关于传承、关于美的故事。它们是凝固的诗篇，是流动的历史，在时光的打磨中，愈发璀璨夺目，等待着后人去细细品味，去代代相传。